此有助于文明的建构与保护民间的道德资源。

礼恰好是调节、治理我们的欲望、人情的。虽然他的身体可能危险，志操却毫不动摇，虽处险境，举动行事仍然伸展自己的志向，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

中国与外国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有系统的礼，不只是有宗教与法制，但包含了宗教与法制。他指出：丧虽主哀，祭虽主敬，苟无礼物、威仪以将之，哀敬之情亦无所显示矣。关于礼乐的意义，徐先生说它包罗广大，其中之一乃在于对具体生命中的情欲的安顿，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谐和统一，以建立生活行为的‘中道。礼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王制》中也有刑罚制度的记录与设计。

但西周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大都经过孔子之后的儒家改造、重塑、整理。乐者敦和……礼者别宜……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士志于道的理想规约着言与德的言路，言、德活动又导引着士的信念，二者的互动过程，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历程中的解释学循环。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以仁化智，以仁为笼罩，以智为隶属遂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内蕴。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诗经·大雅·板》）。但是，它的一元论性质所造成的负面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言不仅是彰布德性的手段，而且也是士人的进身之阶，登高能赋，方可为大夫。

立言不仅具有为社会提供相应的价值观念、规范体系以助教化的实用功能，而且具有为精神（意义）世界的建构者自身提供一种超越意识的作用。⑥在此方面的努力者首先当推张志扬先生。

中国文化的伦理取向，首先应从孔子开始。立言，唐代孔颖达疏为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意为对一定的社会规范加以论证或表述，可谓得原儒精义。朕即国家的东方式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古人看来，言（文）与德都具有教化万民、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统治秩序的力量，关乎社稷存亡。

此外，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取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文政一体的独特的政治景观，铸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圣贤神话。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也改变了以往人们追求私德的完善和遵守圣德戒条的传统习惯，人们转而追求个人自由和遵守社会公德的新型道德实践目标。立功的伦理意识，在古人那里总是体现为立德、立言的语用认识。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以及夫宇宙绵渺……岁月飘忽……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

重人伦教化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拒绝纯粹的知识探求和对超验世界的玄思势所必然。二 不难看出，古代士人树德建言的活动具有如下特征。

原载《中州学刊》1998年06期 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道统位置。

知识分子的古典形象——士，已被今日恪守职责的公务员、教师、记者、作家、研究人员所取代。《论衡·书解》篇亦云出口为言，集札为文。其次，士作为一个知识阶层，既不同于以力气来维持生计的下层民众，亦不同于专靠权谋营生的政客。其二是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即言、德通过一定的物化形态的传承，把不同时代、社会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立德、立言之人的智慧和精神生命得以延续。《书解》篇云空书为文，实行为德，即此之谓也。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并不重视对知识本身的追索和探求，而是着眼于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现实主体，即能够从事社会政治管理的人才。

精英意识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代圣贤立言的位置，视自身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体，即社会良知的代表，对社会自觉地省察、批判，承负起超出自身知识追求以外的社会职责，以道德理想主义取代知识的探究，并把它施行于社会生活中去，静而圣，动而王。中国文化的这一性向，可以说发轫于儒家文化的原创者孔子那里。

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正在自觉划定自身的边界，把启蒙和拯救的古典理想让位于专业的管理人员。大而言之，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小而言之，从个体的言德行为可以察知其品行的端淑和德能的广狭：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

当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他询问君子（即德操高尚之人）的风范标准时，孔子明确地把它界定为修己以安人以及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在的士赚钱易，个体最难敌。

其中立德是根本，它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②参阅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的美好合和，成为古代士人追求的理想目标，数千年同施于此胶彼漆中（黄宗羲语），使中国古代文化板结为一个价值一元论的独特的封闭结构。

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的论述，就表达了古人的这种认识。它具有统管性质，个别知识话语均需凭借它获得存在的价值依据，所有直接、具体的知识必须整合到元话语的框架内，并在其中确定其位置。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这种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的衍生物。概言之，写作活动已成为古代士人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依托，这不能不引起他们对立言的高度尊崇，在各类形式的精神活动中，造论著书之文，尤宜劳焉（《论衡·佚文》），因此，尤重词命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身风尚。

其次，返身而诚、诉诸人之心性的道德实践，缺乏一个可以公度的标准，使人的社会行为成为一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性选择，给统治者的为所欲为提供了学理上的根据，易于造成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在这个循环的文化之圈中，言与德成为其中一个关键链条。

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知识受到现实主体道德规范的统领，言、德活动的现实目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自然成为知识立法的哲学根据和原则，学而优则仕顺理成章地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理想归宿。立德固属重要，立言亦非等闲之事。立功即是向帝王尽忠，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效力。再次，这种伦理文化虽然注重意义世界的规范和建构，却忽视了事实世界的存在。

士志于道的理想规约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即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人生鹄的，其现实的落脚点是内圣外王。三 言、德活动的伦理价值取向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的道德特质，对于推进人对美好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增强人们的个体关怀和社会关怀意识、肯定与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造就一个文明礼仪之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甚至在促使人把自律的内在意志转化为外在的社会道德实践、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性、加强整个民族的内聚力方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功效。

在言、德所规范的话语系统之中，具体的实证知识难以立足，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说苑·佾文》）。

其次，现代大众传媒的昌达，以信息传播代替了耳提面命的知识传授，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权利，使其失去了古典时代说教者先知般的令人尊崇的灵光。立德、立言的首要功效就是为社会提供价值信念及道德范式，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准则，对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善、义、仁等进行辩护。